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了西方社会改变，包括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更公平的工资待遇、提出离婚诉讼的权利、关于是否要怀孕的身体自主权（包括服用避孕药和堕胎）、占有财产的权利。[85]
对公民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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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参与国。 签署并批准 批准（加入或继承） 未获承认但遵守公约的政府 签署但未批准 未签署
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运动[86]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不同的结果。[87]其他的欧盟国家保证逐步淘汰欧共体中的歧视性法律。
一些女性主义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性虐待的态度。“年轻女孩导致男性与其性交”，这一观点已被其他观点取代——“两性均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88]
1966年，美国成立全国妇女组织（英语：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旨在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包括借助《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89]但该提案最终在1982年因无法获38州支持并未被通过，尽管一些州颁布了他们自己禁止性别歧视的法规。
美国的生育权争议，集中体现在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中，该案宣布女性有权在怀孕首阶段选择是否妊娠，即女性堕胎权合法化。此后女性获得了更多可靠的生育控制权利，允许女性选择计划生育并参加工作。美国女权运动始于20世纪前十年，由山额夫领导，其他地方由玛利亚·斯特普（英语：Marie Stopes）领导。20世纪的最后30年，西方女性认识到她们通过控制生育获得了新的自由，控制生育使得她们可以规划自己的成人生活，也顾全了事业与家庭。[90]
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家庭劳动分工也受到了影响。社会学家阿莉·罗塞尔·霍克希尔德（英语：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发现，如果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男性和女性大体上花同样的时间工作，但女性仍然在家务上付出了更多时间。[91][92]凯蒂·杨（英语：Cathy Young）曾辩解说那是因为在做家务、养育孩子方面，女性妨碍男性的平等参与。[93]朱迪·K·布朗写到，“当生存活动具备以下特点时，女性最可能做重大贡献：参与者无须远离家庭；任务相对单调，不要求全神贯注投入；工作不危险，即使被打断也可以继续，一旦被打断后也较容易重新开始。”[94]
国际法中，《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妇女权利法案。它在认同此公约的国家中有效。[95]
对语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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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性主义者都支持使用无性别意识的语言，例如以“Ms”统指所有女性而不以是否结婚为依据，以及在性别不明的情况下使用单数they或者“他或她（he or she）”来指代，而不只是用“他（he）”。女性主义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语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表示“人类”。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语言的运用，并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权利或在政治论述中取得影响。它可以被视为改变有“性别歧视”元素的语言的尝试，提出在英语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直接地影响了现实中的观念（见萨丕尔-沃夫假说）。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语言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受到注目，因为很多非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没有性别语法，但亦有语言文化检讨，如嫁娶说、亲属称谓差、男女用语差等。值得注意的是，受酷儿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流派不赞成将女性代名词取消，而是强调将其转化为具自我认同（包括原生性别及跨性别）或拥女主义上的意涵，取代原本厌女色彩的贬抑性质。
中性语言的支持者争辩说使用偏好某一性别的语言经常意味着男性的优越性或反映出一种社会不平等。[96]根据《英语语言学手册》，把男性代词作为类代词或用某一特定性别的代词作为有些职业头衔，这些都是“英语语言习俗在历史上把男人看成是人类物种原型”的例子。[97]
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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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妇女神学
2008年艾德丽安·西蒙斯在霍斯特市唯一的女性清真寺前发表演讲。该寺也是一些普什图女性权利进步的象征。
女性主义神学运动，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审议宗教传统、实践、经文和神学。女性主义神学的一些目标包括加强女性在神职和宗教权力机构中的作用，重新诠释男性主导的关于上帝的图像和语言，确定女性在工作和母亲身份上的地位，研究宗教经文里的女性形象。[98]基督教圣经在《士师记》（Judges 4:4）和《列王纪下》（2 Kings 22:14）中提到了女性在权力机构中的职位。
基督教女权主义（英语：Christian feminism）是女性主义神学的一个分支，它提倡根据男女平等的观点，寻求对基督教精神的诠释和理解，这种诠释对全面理解基督教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的女性主义者没有标准的信仰，大部分人认为上帝不会在性别基础上歧视人，上帝参与的事务包括，女性圣职授任（英语：ordination of women）、基督教婚姻中的男性统治地位和育儿平衡、主张与男性相比，女性病态性道德缺失和自卑、以及女性在教会中受到的整体待遇。[99][100]
伊斯兰女性主义提倡女性权利、性别平等和伊斯兰框架中的社会平等。拥护者想要强调古兰经中根深柢固的平等学说并鼓励人们通过解读古兰经、圣训（穆罕默德语录）和伊斯兰教法（法律）来质疑伊斯兰教义中有关父权的解释，旨在创造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101]虽然该运动植根于伊斯兰教，但女性运动的先驱们也会运用世俗和西方女性主义的论述，并承认伊斯兰女性主义是全球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02]
犹太女权主义（英语：Jewish feminism）这场运动在于改善犹太女性的宗教地位、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为犹太女性进行宗教体验和从事领导活动提供新的机遇。在这些运动中，早期犹太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女性被全部由男性组成的祈祷班（英语：minyan）排除在外，不能参加时间有限的成人礼（英语：Mitzvah），并且女性无权做证人，也不能主动提出离婚（英语：Jewish view of marriage）。[103]许多犹太妇女在他们的历史中成为女性运动的领袖。[104]
狩猎女神巫术团体（英语：Dianic Wicca）是以女性主义为中心的神学体系（英语：thealogy）。[105][106]
世俗或无神论女权主义（英语：atheist feminism）者参与了对宗教的女性主义批判，认为许多宗教都有压迫女性的法则，而且在宗教经文中存在歧视女性的主题和元素。[107][108][109]
男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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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男权和父权
“女性穆斯林们——沙皇，贝伊和可汗把你们应有的权利夺走了”——一份1921年在阿塞拜疆发布的苏联海报
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男性社会体系中，社会是围绕着男性权威人物组织起来的。在该体系中，父亲把自己的妻子、妾室、母亲、女儿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不把她们当做独立的人类来看。长期生活在这种以父亲为中心权威的家庭中，会让女性自动认为自己不配统治，也无法享有特权，并且还需要依赖男性才能做成大事[110]。大多数欧美的、西方的女性主义把父系社会看作压制（英语：oppression）女性的不公平的社会体制[111]。
但“父权”一词并不一定能符合东亚的真实家庭结构，因此现代社会更常使用“男权”来代替。
卡罗尔·佩特曼认为在父系社会男性与女性间的区别是自由与服从间的政治差异。[112]女权主义理论中，父权主义概念经常包括所有复制和再生男性对女性统治权的社会机制。女性主义理论通常认为男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构建，可以通过揭露和批判性地分析其表现来推翻它。[113]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建议说因为男性主义在社会中根深柢固，分离主义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114]其他女性主义者对此持批判性的态度，认为它违反男性的权力。[115][116]
男性与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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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了男性社会结构及其对性别平等目标的启示。女性主义认为男性社会结构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男性与侵略和竞争联系在一起，强化了男权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117][118]人们批判男性文化“限制了适用于男性的男子气概的形式”，因此减少了他们的生活选择。[119]一些女性主义者热衷于男性问题激进主义，例如把注意力放到强奸、伴侣热情度，并探讨了对男性的消极的社会期望。[120][121][122]
女性主义者鼓励男性参与女权运动，她们认为这是全面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社会承诺的一个重要策略[123][124]。许多男性女性主义者和支持女性主义者在女性激进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男性调查方面都很活跃。但是，有些人反对说虽然男性参与女权运动是必要的，但由于性别关系中，父权主义的社会影响根深柢固，男性参加女性运动是有困难的。[125]在今天，女性主义和男性理论达成的共识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并且应该合作起来实现女性主义更大的目标。[119]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女性机构实现。[126]
女性婚后继续就业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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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美国和欧洲女性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国婚后女性就业率仅为11%，甚至少于1920年代。[127][128]经历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随着带有浓烈地左翼色彩的民权运动而出现的女性运动高潮后，1978年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上升到50%。[需要较佳来源]1997年达到61%，在21世纪初头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认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选择女性主义”回潮，[129]已婚女性就业率曾经回落到54%，[130]在2008年底金融海啸爆发后，因为生活压力增大所迫，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重新上扬，[131]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与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婚后女性就业率下降到77%的中国大陆已相差不远[132][133][134]。
2008年底开始的金融海啸对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建筑业、运输业损害较大，对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护理、清洁等工作损害较小，2010年美国劳动力市场一度出现女性总人数接近甚至超过男性总人数的可能[135]，但最终随着经济复苏和工作机会转好，美国男性重新巩固了就业总人数的多数优势。[136]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调查数据，截止2013年1月止对发达国家女性婚后就业率的统计，在北欧的瑞典和芬兰，有6岁以下孩子却不辞职继续工作的妇女比例高达76％（有18岁以下孩子不辞职坚持工作的妇女比例高达82％），美国为61％（有18岁以下孩子却不辞职坚持工作的妇女比例达70％），英国为55％，德国为53％。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4％。[137]
女性婚后姓氏自主权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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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妻从夫姓是一种历史悠久常见的习俗，一直没有什么异议，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开始反对女性必须在婚后改从夫姓。在中世纪时，就有当女性是一个贵族阶层的家族唯一继承人时，则新婚女性保留娘家性不从夫姓，其新生子女也可能随母姓以延续家族传承的习惯，但是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女性结婚后都会从夫姓。
西方国家女子出嫁后从夫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从196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随着女性主义的进展，西方女士结婚后选择保留其娘家姓氏，或者是用连字号形式显示其婚后的名称的百分点有轻微上升的趋势。（在美国，少数女士仍保留其娘家姓氏。已婚女性的全名=妻子的名字+妻子的姓氏+丈夫的姓氏，例如希拉里·克林顿的全名：Hilary Rodham Clinton，希拉里在1975年与比尔·克林顿结婚后曾经长期不冠夫姓，直到1983年为丈夫能够连任阿肯色州州长而笼络保守派选民决定冠夫姓，成功增加政治本钱。[138]）就算在一些家庭中，妻子保留了娘家的姓氏，但夫妇亦会为其子女给予父姓。在使用英语的国家，在传统上，已婚女士都会被称为 Mrs.[丈夫的全名]。不过近年来，更多会使用 Mrs. [妻子的名字] [丈夫的姓氏]。大体上来说，英美等国家的女性结婚后是否改从夫姓，是可以由女性自行决定的。
在中古时期, 当一个低阶级家庭的男士要娶高阶级家庭中的独生女，他只好入赘妻家，随妻姓。18至19世纪英国，女方遗产的继承权，有时会令男士改变姓名，虽说盎格鲁世界中，男士从妻姓是绝少数，但是有些男士仍然选择作出此举，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更罕见的例子是夫妇成婚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姓氏。
作为另外一个选择，夫妇会采用双姓。举例来说，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男）与伊雷娜·约里奥-居里（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女）结婚时，双方姓氏改为Joliot-Curie，其中Joliot为男方原姓氏，而Curie则为女方姓氏（相信本例有男方凸显“属于居里家族”之意，且其子女仍然沿用Joliot为姓氏）。再比如生活大爆炸女主角凯莉·库柯，在嫁给网球运动员莱恩·斯威廷后保留原姓而使用双姓，改叫凯莉·库柯-斯威廷。但是，有些人认为姓氏用连字号形式会变得过长累赘。妻子亦可以把她的娘家姓作为她的中间名，如Mary Jones嫁给了姓Smith的男人后，她可以被称为Mrs. Smith，或者把娘家性作为中间名称Mary Jones Smith。北欧的瑞典有40%的女性结婚后使用夫妻双姓。美国则少一些。
从事演艺界的女性大多数在结婚后都不会随丈夫姓氏，不光如奥黛丽·赫本、波姬·小丝、桑德拉·布洛克、妮可·基德曼等一线女演员和麦当娜·西科尼、艾薇儿·拉维尼等一线女歌手几乎全都不从夫姓（少有的例外是选择从夫姓的大卫·贝克汉姆之妻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即便是不出名者如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妻子—制片人艾玛·托马斯这样的演职人员也多有不从夫姓者。此外、律师（如曾长期保留娘家姓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法官、教授（如《男性的终结：End of Men》一书的作者汉娜·罗辛（英语：Hanna Rosin）。[139]）、科学家、作家、医生、父系祖先显赫的女政客（如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孙女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140]、比尔·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等）等有公认成就的女性，都有很大比例的结婚后不从夫姓者。自1960年代末女性主义兴起后，欧美国家每年有尽15%-20%的新婚女性选择不随丈夫姓而保留自己的姓氏。[141]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也已有数量虽仍非常少但比以前有所增加的男性决定放弃自己姓随妻子姓。[142]
日本法律不承认夫妻异姓的婚姻为合法婚姻，例如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在结婚后就随了丈夫姓改姓安倍。有部分日本人支持夫妻异姓的婚姻合法化。
中华民国《民法》第1000条修正公布为：“夫妻各保有其本姓。但得书面约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并向户政机关登记。”、“冠姓之一方得随时回复其本姓。但于同一婚姻关系存续中以一次为限。”，冠夫姓者因为非从夫姓，所以法律上的姓氏为夫姓加上本姓。如今大部分的人结婚后维持夫妻别姓，冠夫（妻）姓的习惯已罕见。
中国大陆、朝鲜、韩国、越南法律规定夫妻除非结婚前原本就同姓，否则结婚后不能改动成同一姓氏，必须保持夫妻异姓。例如，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姓李，金正恩的母亲高英姬姓高。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母亲方凤悌姓方，姚明的妻子叶莉姓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姓彭。在香港，大多数在结婚后都不会随丈夫姓氏，在香港身份证上，夫妻拥有各自的姓氏，但允许冠夫姓。部分任职政府高层官员的女性会冠夫姓，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罗范椒芬等人般冠夫姓，源自港英时代早期的不成文规定，但自从1970年代公务员男女平权以后，冠夫姓已经在公务员体系，甚至是社会中渐淡出，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143]
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虽鼓励和赞许妻子结婚后不随丈夫姓，但并不强制禁止妻子结婚后从夫姓。例如，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如随夫姓则应改为乌里扬诺娃）、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都保留娘家姓未从夫姓。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夫妻是同一姓氏的美国和欧洲，却要比大部分夫妻不是同一姓氏的韩国、台湾女性结婚后继续工作率要高，所以人们很难将是否从夫姓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女性社会地位的标准。
在某些国家的管辖权 (Jurisdictions)中, 妻子的姓氏会自动转变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现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后姓名，而这个改变不再违宪。在某些地方，民事诉讼案及宪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后姓名，例如在英属哥伦比亚。
曾经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后，她们亦不会从夫姓，以保持其䜣旧著作对学术界所作出的贡献。这个惯例在女医生、女律师事务所及其他专业也很重要。[来源请求]